如何理解呢?网上有如下说明:所谓倒卖土地使用权,是指将土地使用权非法出卖给他人,或者为了出卖而向他人收买、租借土地使用权等,有的是明码标价予以出卖。
其五,民主的反思理性,即全过程人民民主设置了民主的多环节和丰富的知识、信息与意见的交互机制,可有效识别和排除错误信息、干扰信号以及偏颇的政策方案,具有程序纠错性和理性结果的导向性,从而更好体现了民主的反思理性。西方民主在选举式民主功能退化的条件下,也有一定的理论反思和制度补救,如参与式民主的兴起,但从基本的民主制度和利益集团控制来看不能有效解决民主危机问题。
美国于2021年12月筹备举办首届全球民主峰会,2023年3月联席举办第二届民主峰会,将民主价值垄断为美国价值,将民主模式窄化为选举民主,将民主峰会作为民主霸权体系自我确认和自我安慰的小圈子游戏。相反,西方民主变成了一种权力政治游戏,变成了利益集团实施资本投资与权力俘获的工具。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以真正共同体为本位与目标的人民民主,是对虚假共同体的批判和超越。这些关于民主的规范内涵与功能实质的判断,来自于中国政府2021年12月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反映的是中国对民主原理、功能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与真诚实践。民主必须具有真实性,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制度性权利和可持续的民主参与实践基础上,必须是可信任、可验证、可参与与可问责的实践过程。
全过程人民民主还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与民生理念,以民为本,民生为大,将民权与民本、民生结合,积极探索一种基于中华文明的人民民主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既是自身哲学和政治实践的表达,也是与资本主义民主竞争的结果。第三,研讨会有利于建立起基本的学术规范。
刚来哈佛时,我对workshop和seminar的区别感到困惑,问了好几个留学生也没搞清楚。在哈佛,包括正教授在内的所有教师都要参加本组的研讨会,这一方面便于他们熟悉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能够启发他们自己的研究。我总结了一下,这些研讨会至少有三个有利于。不过,Athey在workshop上很少说话,通常是边听报告边快速敲打她的手提电脑,偶尔抬头问一两个问题。
在他看来,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偏好。哈佛经济系的seminar也是分组进行的,但全系seminar除外。
据说,一个曾到哈佛大学访问的中国学者,回到中国后竟然从此放弃了学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人类的知识宝库面前实在太渺小了。博士生研讨会是根据导师所研究的领域分组(group)进行的。我以前相信,说话快的人思维快,所以我不愿意降低语速。但是,有层次、有影响的内部研讨会还是太少。
Athey是首位获得克拉克奖章的女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微软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对她知道得相对多一些。正当大家处于云里雾中时,MIT经济系的资深教授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干脆打断了他,说我被你搞糊涂了,你能不能把你的问题总结一下?Athey和施莱佛的对比生动地证明,不是所有的聪明人说话都很快。除了全系seminar,所有的研讨会都只有很简短的开场白,就是主持人说一下今天谁讲什么题目,根本没有人介绍演讲者的职位、贡献和履历。与workshop不同的是,seminar显得更加正式,报告论文的人都是正式的教师,而且以外校的为主,参加研讨会的人很多是教师。
要知道,参加seminar并提问的听众,很多是本领域的著名教授和审稿人。现在的资深教授多半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但是我接触过的很多教授的知识结构都与时俱进。
例如,哈特教授研究组织经济学,那么他组织的博士生研讨会就叫组织经济学研讨会。反观国内的研讨会,绝大部分听众都是学生,教授去参加研讨会那简直就是给演讲人面子。
除了在哈佛经济系和MIT经济系听课,我每周至少要参加三次学术研讨会,因此借《茶座》一角和诸位茶客分享一些体会。据说,能够在纯理论领域出头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来自几大名校,因为名校毕业生具有高贵血统。[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美国的经济学圈子很小,大家对彼此的研究非常熟悉,因为同一个领域的学者通过seminar这种学术沙龙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他一直都做纯理论,但是仍然坚持参加经验研究的论文报告会。在硅谷,你必须足够有影响力。
在一次组织经济学研讨会上,我问了报告人一个问题,报告人说这个问题不影响结论。国内的学术报告喜欢搞排场,像演出一样,仿佛成百上千的学生都了解某个专题的学术研究。
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博士生有力地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效地去和别人讨论、争论或辩论,想不提高自己的表达和沟通能力都难。学术会议一般有多个单元,每个单元有多个人报告论文,每个报告人的时间通常很短,比如15分钟。
导师的问题涉及逻辑、假设、模型、经验和命题等各个方面,非常细致。博士生研讨会通常也不对外开放,有些甚至都不在网上公布,因此参加者经常不到十个人。
在哈佛经济系,我碰到的每一个做报告的研究生都是言语得体、态度热忱的。它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别名呢?一个博士生告诉我,因为它是一种午餐研讨会,在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举行,而以前提供午餐的包装盒就是褐色的纸袋。后来,一个哈佛研究生告诉我,workshop相对而言不一定很正式,演讲者可以只有PPT而没有成型的工作论文,而seminar很正式,演讲者会提供正式的工作论文。这种课程设计保证了研究生在系统学习教科书的同时,随时能够了解前沿知识和不同观点。
我自己在国内也参加过多次研讨会或学术会议,发现博士生普遍不会推销自己的观点,更不懂得如何与听众心平气和地讨论。典型地,一个博士生的论文在正式发表之前,先是跟导师讨论,得到初步肯定后在博士生研讨会上报告,根据修改意见再去课堂workshop上汇报,再吸收修改意见后去外校的workshop或者正式的学术会议上报告,最后投稿时还要经过匿名审稿人的多轮挑剔。
哈佛经济系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经济学高地,能够被邀请在seminar上报告论文的人,很多都是从哈佛毕业后在MIT、耶鲁、普林斯顿和芝加哥等名校任教的毕业生。研讨会就像是专卖店,而学术会议就像是综合市场。
特别是哈佛大学异彩纷呈的各类学术研讨会,仿佛像是一场场学术的饕餮盛宴。概括地说,哈佛经济系有三类研讨会,封闭式的博士生研讨会(talk)、半封闭式的课程研讨会(workshop)和开放式的正式研讨会(seminar)。
凡是在seminar上介绍过的研究,都具有知识产权,绝对没有人敢拿别人未发表的论文去私自发表,哪怕是借用别人的思想也不行,因为圈内人都知道谁是原创者。第二,研讨会有利于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在坎布里奇(哈佛和MIT所在地),你必须足够聪明。当然,在内容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更多。
要是提供热腾腾的中餐,估计美味的饭菜会让听众对论文失去兴趣。国内对内部研讨会还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这些研讨会的价值。
同时,每天中午都有博士生研讨会。以秋季学期的典型一周为例:星期一,有产业组织理论、公共经济学、法经济学与组织workshop、货币和财政政策seminar。
三、三个有利于无论是talk、workshop还是seminar,这些研讨会都不同于专门的学术会议(conference)。大牌教授可能问题比较多,但是他们提问也要举手,甚至会问很简单的问题。